美国国务卿赫尔回忆录（3）从慕尼黑会议到战争来临

赫尔回忆录

科德尔·赫尔

翻译 老狼是也

国际和平会议的构想

 1937年10月5日，罗斯福总统在芝加哥发表了著名的“隔离演说”（译注：演说主旨是对侵略国家实施“隔离”，也是逐渐扭转当时美国盛行的孤立主义思潮的重要起点）。罗斯福在就任总统（1933年3月）后，就为使美国社会恢复常态竭尽全力，但一时也有顾不上外交问题的倾向。至于我，因为孤立主义盛行以及铺天盖地的和平团体的活动、请愿、投书和舆论调查等，令我头痛，我还担心这些对国外会造成什么影响。

这年9月，得知总统准备到太平洋沿岸一带巡视访问，我和戴维斯商量，希望总统能够在孤立主义大本营的西部主要城市的演说中强调国际合作问题。戴维斯表示赞同，于是我们一起访问总统提出这一建议，他立即同意了，要我们准备好用于演说的资料。

我们以国务院的名义制作了演说的文稿。这个文稿中，并未使用后来著名的“隔离”（quarantine）一词。这是总统演说前修改原稿时直接加入的。我在总统发表演说前都不知道加入了这一词汇。

总统在这个演说中阐述道：“占人口九成的世界人民的和平、自由和安全，正遭受无视国际法和破坏国际秩序的仅占世界人口一成的国家的威胁。在法治下，以及历经数百年被广泛遵守的道德为准则，热爱和平的占九成的人民，他们能够找出、而且必须找出反映自由意志的道路……不幸的是，扰乱世界的疫病正在蔓延。如果有人患病的话，为了避免流行以保障社会的健康，就要把病人病毒源隔离起来。”

这个“隔离演说”立即引起巨大反响。以我所见，这个演说至少使我们不断努力争取国际合作的宣传和教育推后了六个月。我们用演说、声明和各种其他方法，尽可能地展开着这样的宣传教育，同时也尽量避免遭孤立主义者的反击而事倍功半造成反效果。与其发表骇世惊俗的声明，过早地采取什么行动，将招来激烈的反击，结果向世界显示美国国内分裂成两大阵营，这样的话不如用渐进的宣传方式，避免激烈的语言，将对世界更加有效。

六个和平主义团体联合发表声明，反对总统把美国引向参与世界战争的道路；美国劳动总同盟发表决议：“美国的劳动者不希望介入欧洲和亚洲的战争”；菲斯和提卡姆两议员对总统发起了弹劾；费城的报纸进行了议员舆论调查，二比一的议员反对与国际联盟合作及在远东采取行动（译注：此时七七事变已经发生）；为了“反对美国参战”而发起两千五百万人的签名运动也开始了。

这些激烈反响在报纸上被大大报道，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军阀很高兴看到这些了。就此侵略国家越发大胆，而欧洲的民主国家认为美国也就动动嘴而已，深感危机。日本变本加厉，两个月后日本战机击沉了美国在中国长江上的炮舰帕奈号。

同年10月，副国务卿威尔斯提出个和平构想。他将此整理成为相当篇幅的文件呈交给总统。他的考虑是，11月11日和平纪念日由总统在白宫邀请各国使节举行盛大宴会时，总统向大家呼吁为寻求和创建和平基础而召开国际会议，并就国际行为准则制定协议，一个裁军问题，一个经济安定问题。其结论是，不努力推进和平政策，世界和平将难以长久维持。

我在知道有这样的计划之前，总统就对以白宫为华丽的舞台颇感兴趣。罗斯福总统在几年前就设想在大海上，乘坐战舰或巡洋舰邀请外国首脑围坐桌前共同探讨永久和平的问题，他曾试着对两三人发出邀请，所以这个想法广为人知。但是这次的反应却不那么如意。美驻意大利大使菲利普斯在1936年10月9日初次会见墨索里尼，他报告称，意大利驻美大使确实把罗斯福总统拟召开欧洲主要国家首脑会谈转告了，但墨索里尼对此笑而不语，没有什么明确反应，只是耸了耸肩。

我认为总统所考虑的首脑会谈大概只会带来负面效果。试想一两天围坐在桌边的政府首脑哪能缔结出什么协定。他们都知道美国总统没有缔结秘密协定的权限，但是在海上进行会谈，如果没有秘密协定的话也不能期待产生有什么成果。

1937年1月20日戴维斯在前往莫斯科途经柏林时，德意志中央银行总裁沙赫特也提出了和副国务卿威尔斯同样的建议。据戴维斯的电报，沙赫特（译注：德国经济学家、银行家，早期曾任纳粹的经济部长）得到希特勒同意向英法提出，以尊重现在德国的国境线、相互裁军、重组新的国际联盟、废除对德制裁、允许德国获取殖民地等为条件来实现欧洲和平。法国表示赞同，英国没有接受。接着就有了罗斯福总统提出的在华盛顿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戴维斯对谢哈特说，他认为在没有保证可取得成果的情况下美国总统会避免卷入其中，谢哈特回答说，当然事先不达成协议的话，这样的会议就无法召开，会议的名称不叫“经济会议”，而叫“和平会议”为好。

我看总统准备着在和平纪念日召开闹剧般的白宫招待会，认为与现实相悖，竭力反对。我把我所看到的国际形势向总统作了说明。1937年临近年末，明显可以看到德国、日本、意大利拼命进行着扩军，这不是为了防御而是准备武力扩张，不是为了和平而是试图征服。这种时候召开和平会议，让民主国家抱着天下太平的幻觉是不合时宜的大错特错，现在正是民主国家为了自卫必须付出最大努力来扩充军备的时候。我这些年来看到发生侵略战争的威胁，而这种威胁已经迫在眉睫。因此在轴心国大肆扩张军备之时，爱好和平的国家洁身自好地空谈和平推动裁军简直不可思议。这五年间，我们付出努力邀请轴心国参加裁军协定，但他们不仅借故推却而且更大规模地扩军，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爱好和平的国家这时还在要求缩减军备，轴心国会笑喷了。

假如签订了裁军协定，又有什么价值？事实证明，轴心国从来对条约视若无物，把它当作废纸。对于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军阀，“条约”二字只是他们的笑料。总统向轴心国发出的呼吁，他们怎么反应看墨索里尼的答复就知道了。墨索里尼说，自己既然已经调动了百万大军，投下了二十亿里拉，就不可能停止侵略埃塞俄比亚，不然只能是自己威信坠地，招来他国轻蔑。这就是轴心国那伙人的心声。墨索里尼的同伙都调动了几百万人，投下了几十亿资金，所以他们只打算能够尽量捞取什么。

威尔斯设想的计划就是开个烟火派对，也没有事先向其他国家征询意见或进行协商，就想在和平纪念日烟火上天。但至少不听听英法两国的意见不合适，这样有欠公平游戏的规则。当时英法和德意之间正在进行着微妙的交涉，突然冒出这么个颇具野心的所谓和平计划，使英法两国也相当困惑。

1937年6月，当时在伦敦的戴维斯对英首相张伯伦提出这样的想法，如果张伯伦能够到华盛顿去，总统可以发邀请函，等英国议会9月休会的时候访问美国时机或许合适，当然访问前还需进行充分的外交准备。张伯伦7月8日给戴维斯回信作答，戴维斯将这封信转给了我和总统。

张伯伦答复说：“对于总统邀请秋天会面的提案，不拟接受，觉得机会尚不成熟。这样的会见将引起世界的关注，但如果不能取得值得世界关注的成果，将没有比这更尴尬的了。而现在，我觉得我们还难以取得值得期待的结果。”

远东地区，日本明确表示不希望欧洲来调停中日关系，不能期待日本会真心来出席和平会议。我向总统阐述了这些意见，总统没有表示反对。结果这个计划被放弃，我们将为降临世界的战火继续努力加强军备，并决心唤醒民众。

慕尼黑会议

1938年8月，令人震惊的消息接踵而至。有关捷克斯洛伐克的危机越发紧迫。在一触即发的战火阴影笼罩下，和平交涉在英德之间展开着。英国派遣了兰西曼（我1937年在华盛顿与他见过面）到布拉格，让他和捷克代表与苏台德的纳粹之间进行调停，与此同时希特勒正在推进侵入捷克的准备。

9月15日英国首相张伯伦为了与希特勒的第一次会晤从英国出发了，出发前英国外交部向美国大使肯尼迪（编注：老肯尼迪，J.F.肯尼迪总统之父）表示，非常希望美国总统对事态的进展表态予以响应。当天，在记者招待会上我做了表态：“今天举行的英国首相和德国元首的历史性会谈，引起希望维持和平的全体美国民众的极大关注。”

国务院不断接到从欧洲发来的电报，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我好几次去白宫访问总统。也派副国务卿威尔斯和助理多次去白宫呈交情报和陈述意见。布里特和肯尼迪两大使也每天打来电话。

9月22日，张伯伦为和希特勒进行第二次会谈又去了德国。明显的是英法政府对捷克施加了压力，以屈服希特勒的要求。美国新闻大篇大篇的报道和社论批评指责这是把捷克出卖给希特勒。肯尼迪大使9月24日从伦敦打来电话，报告英国内阁分裂的状况。据说，对于张伯伦的“什么牺牲都可以，和平第一”的论调，有内阁成员反驳道：“再怎么和希特勒对话也不会有结果，战争将难以避免。”据肯尼迪大使报告，此外还有林德伯格（译注：美国飞行员，曾驾驶飞机首次飞越大西洋，一贯支持希特勒，反对美国政府的对德政策）这样的人大肆吹捧德国的空军，英国竟然还请林德伯格当顾问。林德伯格吹嘘说，德国能轻易对付全欧洲的空军联军。

同一天，驻法大使布里特发来电报建议，即使英德会谈不成功，美国也应该为维持和平而努力，他表示，可由总统将英法德意的首脑请到海牙，美国也派代表参与来解决危机。

9月25日，我在担任助理国务卿时曾认识的捷克驻美公使威尔巴，受捷克总统贝奈斯的委托转告罗斯福总统，希望他劝告英法不要放弃捷克使之遭受毁灭。他指出这不仅仅是捷克的问题，这将引发世界大乱。

总统和我就如何应对局势事先不断进行着磋商，总统拟与欧洲有关国家首脑强调自己的意愿，我对此并不反对，但不认为这会取得什么成果。我告诉总统，从我们所掌握的情报来看，德国已经武装到牙齿，明显地不顾冒怎样的风险也要进行侵略扩张。以充分的实力进行对抗或者屈服于德国的淫威，将没有第三条路可以阻止希特勒的野心。换言之，不使用实力来和希特勒交涉就只好采取绥靖政策，而这不过是暂时躲过一劫罢了。

我甚至担心总统过度介入，反而使我们落入张伯伦绥靖政策的阵营，招致与张伯伦同样的非难。我还担心，如果我们采取这样的态度，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以为我们也没有其他道路可供选择了。这样即使偏安一时，其本身就隐含着危险，因为这会使一些国家放弃危机意识，认为也许没必要为对抗德国威胁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准备了。我对希特勒的冒险计划和决心，感觉到已如手扣扳机那样处于千钧一发之际。希特勒更在拼命进行煽动，没有谁敢反对，这使他相信自己无所不能，所向披靡，如此以往就更危险了。而且我认为希特勒的言行完全不值得信赖，以为牺牲部分领土能得到希特勒的保证即可，这再愚蠢不过了。威尔斯催促总统尽快采取行动，而我劝告总统不要急于参与进去。

但总统和布里特的考虑相同，认为即使不成功也有必要付出努力。总统跟我说：“这没有害处，坚持诉说和平并不存在危险。”总统决定表态，我们开始研究什么时候表态才更合适。那几天，我们要制作案稿，大部分是由威尔斯担任的，总统也下了很大功夫。

9月25日晚，我们把总统拟发表的内容最后修改定稿，我们尽力使总统的表述能够明确有力。在最后文稿取得一致同意后，总统用铅笔又在两三处做了修改，然后在26日凌晨一点，总统直接向希特勒和捷克的贝奈斯总统发送通告，并通过我将此转发给英国首相张伯伦和法国总理达拉第。我们还将这份通告发给了在华沙和布达佩斯的美国使馆，命其将此转交给波兰和匈牙利的外交部。而波兰和匈牙利也提出对部分捷克领土的要求，危机进一步加深。

总统在公告中做了如下的表述：“我代表一亿三千万美国人民，为了世界人类的和平，我期待能够继续通过以和平、公正和带有建设性的交涉来解决纷争。我再次呼吁，只要继续协商交涉，才有可能化解对立。一旦放弃交涉，会释放野蛮的暴力。”

我们屏息等待着答复。不久就有三方面作出响应，9月26日贝奈斯、达拉第和张伯伦三人答复称完全同意总统的和平倡议，并表示具有继续交涉的意愿。我们马上将此公开发表了，为了在希特勒预定晚上发表演说之前抢得先机。但希特勒的答复始终未到。

欧洲开始了战争动员。肯尼迪从伦敦打来电话告知：“英国政府向法国政府保证，一旦爆发战争将支持法国。张伯伦通告希特勒，他的要求----每次会谈希特勒都会提高条件和要求----不能接受，但期待继续交涉。”

我问肯尼迪，英国认为法国已经处在战争边缘了吗？肯尼迪回答：“这很难说。但英国人总是这样，一旦发生事端就能挺身而起，现在舰队已经处在待命状态，并正在召集预备役。”

驻法大使布里特来电称，达拉第总理期待为建立欧洲真正的和平，由美国总统召集各国首脑举行会议的时机已经到来。

英国首相张伯伦提出9月28日通过广播对美国国民发表讲话，但罗斯福总统认为英国首相直接对美国国民讲话会引起误解而拒绝了。

希特勒的答复于9月26日晚上收到了，他不惜篇幅地指责捷克政府、凡尔赛条约和国际联盟，认为是和是战的责任不在德国，而应由捷克政府承担。

我们必须决定要如何对付当前的事态了。布里特建议总统再次发电给希特勒，让他派代表到海牙出席谈判会议，法国总理达拉第也表示赞同。

好几个政府打来电报表示赞成罗斯福总统的公告。9月27日下午，我们对驻外使节发出指令，要他们要求驻在国政府都向德国和捷克发出呼吁，十九个国家响应了这一要求（其中十七个国家是拉美国家）。

我们还向美国驻意大利大使发出电报，传达了总统亲自给墨索里尼的信件内容，请墨索里尼给予协助，以协商解决当前的问题，也就是说排除武力以外的一切方式来和平解决问题。

罗斯福总统还又一次仅对希特勒发送了自己的表态。这个内容是威尔斯起草，于9月27日傍晚发出，主要强调的就是：除了继续交涉以求彻底永远地解决当前的问题，应再无其他解决之策。

我们焦急等待着希特勒的答复，同时我召见英国大使林瑟来会面。我对林瑟大使说：“请你过来，主要想告诉你，现在战争的危险迫在眉睫，万一发生战争，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从来没有取代英国在世界所掌握的贸易权益的政策考虑。我们将确保在与他国的贸易中无论采取什么方式，也决不会因为战争或参战与否，对取代英国的贸易地位而附加任何条件。”大使的脸上显露出感激的神色。

世界处在危险的岔路口。9月28日下午，希特勒向张伯伦、达拉第、墨索里尼提出，为解决危机于次日在慕尼黑进行会谈。战争危机稍稍推后了。

很难说总统所采取的行动是否和这一结果相关，但至少产生了相当的影响。10月20日林瑟大使拿来了英国国王乔治六世给罗斯福总统的信。这是对总统邀请他1939年访问加拿大时顺路来访美国的答复。国王写道：“我由衷地对你在最近的危机中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我确信你的努力对维持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

但我认为慕尼黑协定只是暂时解决了危机。作为维持和平的手段，是以实力对抗希特勒，还是屈服于希特勒，在这两条道路中慕尼黑会议选择了后者。希特勒没有诉诸武力，只是因为他的欲求没用一发子弹就到手了。捷克斯洛伐克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就倒在希特勒的面前。希特勒就像抓住食饵的鸟，只要愿意就随时可以啄食，英法在希特勒面前退缩了。张伯伦对和平作出献身的努力，他不惜牺牲自我，确实是个悲剧英雄----即使他搞错了方向。但从希特勒来看那只是怯懦的表现。因此我在一个月前就对法国大使说，我相信用此手段只能换得一时的和平。张伯伦称之为“今天的和平”，而“今天”太短暂。

废除武器禁运的努力

罗斯福总统在1939年7月18日晚，请民主、共和两党的参议院领袖到白宫举行会谈。这个会谈，是为了取得参议院的支持从中立法案中取消武器禁运条款所进行的最后努力，如果不能顺利推进的话，那么因这个法案最终无法通过的责任将由反对党来承担。总统和我都认为，必须充分认识到欧洲如果发生战争，必将给我们带来不愿承受的危险。

会谈在白宫二楼总统的书房内举行，表面上看还洋溢着亲和的气氛，但能够感受到底流却有着尖锐的对立。出席者有副总统加纳、民主党参院领袖皮特曼、共和党参院领袖马克内里、共和党参院二号人物奥斯汀和老资格的外交委成员共和党参议员博莱。

总统在进入正题前就指责参院议员奈伊的极端孤立主义是法案在参院通过的障碍。博莱立即插嘴说：“还大有人在呢。”总统错愕地朝向他：“什么？”，博莱重复说：“还大有人在呢”。于是总统和博莱开始你来我往，博莱表示反对废除武器禁运，他强调：“战争不会爆发，至少在近期不会有战争。”

总统转向我问：“对将来的危险你觉得如何？”我尽可能用冷静的态度回答：“各地关于险恶的国际形势的预测报告纷纷发给了国务院，博莱议员稍有过目，我想会改变意见的。”

于是博莱憋足了劲决绝地说自己也有来自于外国的情报，不久的将来欧洲不会发生战争，这和自己的判断一致。看他的说法，似乎他所得到的情报比国务院的情报更可靠似的。

直到最近我还看到博莱号称关于这次会谈的备忘录。我无意一言一语来详谈，我清楚记得他的意见如上所述，罗斯福总统也不止一次地和我谈起博莱当时可笑的论调，我和总统的理解一致。

我没有比那一刻更难以抑制自己的感情爆发。我浏览了国务院堆积如山的文件，得出的判断就是博莱彻底错了。我们认为欧洲正面临着夏末爆发战争的危险局面。博莱所说的，好像他个人得来的情报比国务院的正式情报都可靠，这简直是对全体国务院外交人员的侮辱。

民主、共和两党的领袖都表明不愿保证废除武器禁运的法案能够得到通过。总统朝向我问：“你怎么考虑？”

就刚才博莱侮辱了我和国务院的话语，我正怒火心头，也许这种情绪未能完全掩饰，我答复总统说：“对于像博莱那样轻描淡写地无视国务院所掌握的诸多事实，没有什么可说的。”我害怕再说下去自己会失控。我确信危机已经近在眼前，我对无视这些事实感到极度愤怒。

这个会议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结束了。白宫在这天晚上发布了两条公告，一条是今天出席会议的民主共和两党参院议员认为本次议会不可能修改中立法案，一致同意将此案搁置到明年的会期进行讨论。另一条公告如下：

“总统和国务卿坚持认为，本届国会未能采取任何措施，从现在起到明年1月为止欧洲如果发生新的危机，这将大大削弱美国为维持和平所能发挥的影响力，对美国的立场造成损害。”

此后仅有的五周内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发挥美国的影响力为防止欧洲发生战争做最后的努力。对希特勒我们的影响力显然无足轻重了，因为希特勒知道美国国会没有遵从政府的指导，因此确信英法两国将无法从美国获得武器弹药和飞机。

这次会谈后不久，博莱议员和马克奈利议员一起来访，辩解说从未对我和我的工作有轻蔑的意思。但是他们对国务院的侮辱是无可争辩的。我以冷淡的态度接待了他们。我知道博莱议员没有什么恶意，但我完全被感情左右，结果也未能做什么解释，不了了之。

我曾多次邀请博莱到国务院来，可以让他看美国派驻欧洲和亚洲的外交官的电报，一起讨论国际形势，但他一次也没来过。中立法问题进行热烈讨论的时候，如果博莱到国务院来，我会给他看什么资料呢？太多了，随意抽取几份，就有下列的内容。

驻柏林大使亚历山大・卡克5月13日来电：

 “许多国家的外交使节都不认为德国会马上对波兰采取行动，但对于回避纷争的看法却极其悲观。驻在柏林的外国武官一般都认为，德国在军事上随时都可能对波兰动用武力。”

6月24日，卡克大使报告，从德国有异常的军队调动和军事活动的传言看，给人以正在进行着应对非常事态的印象。

布里特大使5月16日从巴黎发来电报，法拉第首相说6月份或还能保持和平，但整体来看不容乐观。一个月之后布里特来电报告，据法国外长邦内说不认为德国会立即发动侵略，到夏季结束为止确信重大危机将至。6月28日布里特报告驻法波兰大使的意见认为，8月中旬波兰和德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达80%。6月30日，布里特报告说，法国外交部的莱杰认为8月中旬为止可能发生最重大的危机。

波兰大使博托斯基伯爵5月31日对我说，希特勒在今后几个月一定会从某个方面有所行动。博托斯基在6月26日向我报告，波兰正在为抵抗德国一旦发动战争而增强战备。我对他说：“欧洲的形势很糟糕，不吉祥的征兆越来越严重。只要欧洲继续朝向战争发展，而没有什么规避风险的策略----是好是坏也难说----这迟早会酿成重大灾难。”

伦敦的肯尼迪大使6月27日报告了哈利法克斯将军的见解，认为德国的形势极不安定，8月末可能发生不测。7月5日肯尼迪大使报告，哈利法克斯说，英国在动员海军和舰船，表面上是为了8月的演习，实际上判定9月将发生不测，提前一个月进行了海军动员。

驻在海牙的代理大使韦伯・卞腾6月3日报告说，荷兰海军参谋总长弗卢斯托纳大将认为，希特勒可能在秋收结束后的8月中旬到月末诉诸武力，他指出德国正急于收割庄稼。

我们其他派驻的外交官就欧洲的形势也纷纷报告称，德国在继续向波兰施压，就占领但格斯特相威胁，英国几个月来试探着尽快签订英苏协定看来遇到困难。

这些报告，博莱和他的同伙如果想看的，可以让他们看个够。但是博莱无意这样做，他们依靠伦敦的小通信社收集情报，还很信赖这些。这些媒体是美国顽固的孤立主义者最后的据点。孤立主义运动使用各种手段持续着，但后来再没什么市场了。欧洲战争爆发以后，他们对政府的提案再也无力否认和反对了。

我们解除武器禁运的努力失败，是否成为诱使希特勒开战的决定性因素，或者重要要素，我们无法断定。但是，如果在1939年5月，6月，甚至7月解除武器禁运法案得以成立，我想希特勒就不得不把这些算计进去。因为未能解除武器禁运希特勒当然高兴，而英法本来也没打算支援波兰，即使支援的话，没有美国的物质援助也不可能充分满足需求，里宾特洛甫就是这样说的。这影响了英法的态度是无庸置疑的。7月8日布里特大使从巴黎给总统发来了这样的电报：“在伦敦和巴黎，希特勒8月开战之说因为美国中立法修正案（指废除武器禁运）延迟审议开始越来越成为主流见解了，英国副外长也说8月开战与否是七对三，战争的可能性更大。”

到了八月，危机已达临界点。几乎七年来希特勒不断努力培植军事力量，践踏需加履行的条约和对国际法的起码尊重。于是今天的欧洲将成为杀戮的战场，使几千万人民和儿童濒于死亡的威胁中。

九月一日午夜，罗斯福总统的寝室中电话铃急骤响起，电话的那边是布里特大使，报告说德国军队突破了德波边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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